| 人一旦觉得自己慢慢地变老了,首先肯定是因为记忆变得迟钝了,原先脑海中很完整的人物或事件,不知从哪一天起,便被逐渐切割成了一段一段的碎片,再后来,连这碎片也若隐若现,必须要狠命地压挤着脑细胞,才能回想起过往些许的影像。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的话,那么现在,我真地发现自己已开始慢慢地变老了,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便是:对我那位14岁的宝贝女儿,我必须拚了老命,才能唤起过去的一些记忆。因此,乘我现在还没有患上“老年痴呆症”,我感觉自己有责任、也有义务将这些记忆写下来“存档”。 一、出生的那一天 1993年的4月中旬,合肥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得有些燥热了。 妻子快要临产的时候,是在午夜时分。那时合肥少见出租车,我搀扶着一阵阵喊“痛”的妻子,沿着长江路空旷的马路,一步步地向医院挪去。那时长江路的两侧,还保留着一些高大魁伟的法国梧桐,银色的月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,洒在我们夫妻二人的身上,似乎要为我们见证一个新生命的降生。到医院办妥手续后,已是凌晨两三点了,我回去小睡了一会儿,就又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。此时,来医院陪妻子的丈母娘对我说:“女人生孩子,要补充些能量,你赶紧去买些巧克力来。”当时还不到清晨6时,医院门外的小卖部个个都大门紧锁,我发了疯似地跑了一家又一家,仍然是一无所获。就在我悻悻地返回医院后,只听得丈母娘笑眯眯地对我说:“生了生了,是个丫头!” 满头大汗的我,突然从心底涌起一阵奇怪的感觉。就在我脑中一直想着要为妻子买块巧克力的时候,这么个“第三者”,竟悄悄地闯进了我的生命里,我和妻子今后一切的一切,都注定要和她发生剪不断的关联了。 一两天后,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个“第三者”:她个头不高,只有50公分;也不胖,大概只有5斤半的样子;头发毛绒绒的,有些打卷;两只乌黑发亮的小眼睛,一只睁得大大的,另一只则微微闭上;见到我的时候,她还不时地打着哈欠。“这就是我的女儿吗?”躺在护士手臂里的“第三者”懒洋洋的,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,我轻轻地抬起手,在她的小脸上摸了摸,肉肉的,滑滑的,我想也就是在那一瞬间吧,我已经深深地爱上她了。 二、在安大的那段日子 女儿出生的时候,我在安大教书,妻子在机关上班。我们夫妻俩虽然都是大学毕业,但工资却少得可怜。刚开始,我每月的工资只有90几块,妻子比我好些,也不过100多块,好在那时物价不高,大米一斤还不到两毛钱,最贵的猪肉,每斤也只有一块多。但由于女儿的降生,频添了不少的开销,所以尽管物价低,但我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有些紧。那时“尿不湿”已经被发明了出来,但我们舍不得买,就用旧衣服做了不少的尿片,一片一片地给女儿换下;洋奶粉也已经开始向我们这样的小家庭发起了“猛攻”,但我们还是舍不得买,只是买些国产的,也算是支持了一下“国货”。然而,平时的生活困难我们虽然可以想办法克服,但住的地方却成了一个大难题。 那时的安大,教师住房非常紧张,教师拿着刀枪棍棒去学校后勤处的房产科“砸场子”,早已不算是新闻了。我大学刚毕业没两年,自然还没有“武斗”的资本和胆量,只能求爷爷告奶奶,向系里领导、向学校领导大吐苦水,以争取他们的同情。遗憾的是,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的同情心,已经在安大一波又一波的抢房风潮中被消费得差不多了,无奈之下,我只得向一位擅长抢房的教工,租了一间面积不过16平方米的“筒子楼”。我们一家三口,连带从老家请来的小保姆,连带两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衣柜,全都被“塞”进了这个小小的单间。女儿出生不过一个星期,就和她的父母过起了艰苦的生活。 女儿小时候挺能折腾人,晚上时常要熬到很晚才能入睡。有时候,她妈妈和小保姆会哼着小曲,轮翻哄她入眠,以致于大人都小睡了好一会儿,她那双小眼睛还是睁得圆溜溜的,有时候,我看她妈妈白天骑自行车上班,晚上回家还要忙前忙后的,太辛苦了,便一边备课,一边将她揽入怀中轻轻摇晃着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总是止不住地想:孩子啊,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? 当我们结束了在安大“筒子楼”将近一年难熬的日子,乔迁新居时,女儿已经学会走路了,而且还能和我们进行断断续续、模模糊糊的语言交流。她妈妈很会替她打扮,将她的头发拢起来,梳成一根“朝天椒”,再配上一身靓丽光鲜的童服,摇摇摆摆地走在安大的校园和外面的商场时,总会赢来超高的回头率,让我们做父母的“民族自豪感”由然而生。现在想起来,真希望那段时间能过得慢些再慢些,如今,沉重的学业负担已经让女儿的腰有些变形了,也让我们再难感受当年的那份愉悦。 三、童年的时候 女儿慢慢长大了,能背也能唱许许多多的儿歌,每当有客人来时,她总会被要求一遍遍地进行“汇报演出”,而那时的她,也相当的配合,而且由此赢来的阵阵掌声,也让她的小脸洋溢出甜甜的笑容来。但我们并不满足,那时电视里常播一支广告,什么内容现在已经忘了,但那广告词至今却仍记得相当清楚:“别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哦”。我们夫妻俩都属于“老祖坟冒烟不大,只能上安大”的那一拨,所以,做梦都想着能让女儿到剑桥去读个“硕”、到哈佛去读个“博”什么的,所以,在孩子两三岁时,我们就对她实施了“填鸭式”的教育。 有一阵子,我对这个小不点儿做了如下的规定:每天,都必须学会50个汉字,不然,“后果很严重”。这50个汉字被用粉笔写在家里的水泥地上,然后我用手指着这些字,一个一个地教她。孩子很聪明,很快就认识了一大堆的字。平时,她便会捧着那些花花绿绿的书,翻过来翻过去的,很有些知识分子的架式。记得有一次,我又教了她一些新的汉字,但晚上复习时,她并没有全部认出来,我一气之下将她锁在了门外,她在门外大哭,喊着:“爸爸,我要回家!”我没有立即将门打开,让这个两三岁孤零零的孩子在门外哭了很久,现在想来,心头还有丝丝的不忍。 1996年,我去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中国思想史,她妈妈带着她乘“五一”假期来上海看我。孩子当时还小,走路走不了一会儿,就会可怜兮兮地跑到我的面前让我抱。就这样一边逛街,一边抱着她,她很温顺地爬在我的肩上,然后问:“爸爸,你不是来上海读书的吗?为什么上海都是路呢?为什么没有看见书呢?”她的小脑袋里,开始装进了各种各样的“问号”,起先,我和她妈妈总是会耐心细致地和她说个“一二三”来,后来,她的“问号”越来越多了,我们也越来越失去了耐心,便只有用“长大了你就会知道”来应付她。 孩子童年时,给我们最大的打击发生在幼儿园里。那是家民办的幼儿园,管理本就不很规范,那天幼儿园搞“体检”,每个孩子都必须在手指上刺上一针“验血”,女儿很害怕,拚命往老师的怀里闪躲,而那老师则硬生生地把女儿往外推,结果,老师身上又大又尖的铜扣挂了女儿的脸,弄得女儿脸上血迹斑斑,等我们去接女儿时,女儿还在拚命地哭。如今,女儿的脸上还留有一道蛮明显的挂痕,每每看见,我仍要叹息许久。现在只要逛商场,看见那种带铜扣的时装,我都会从心底冒出强烈的憎恨,并且总会在一遍遍地鄙视设计师的弱智。这道挂痕,至今是我心中极深的伤痛。 四、上小学的日子 女儿上小学了,我没有太多的兴奋,因为这也就意味着她童年的快乐即将进入尾声,也就意味着她稚嫩的肩膀开始背负起了一个“天大的”重责。 第一天上学时,我们送她到了学校的大门口,第二天上学时,我们还送她到了学校的大门口,后来,我们偷偷地尾随着她到了学校的大门口,再后来,她就自己去上学了,也就是从那天起,女儿第一次不是时时刻刻地活动在我们的视线范围里了。 女儿长大了。她开始有了自己的同学,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交,开始有了自己的“小圈子”。 和其他父母一样,我们开始为女儿的“素质教育”四处奔波。刚开始,让她去少年宫学画画,那位老师在少儿绘画界很有名气,他不教孩子画个大熊猫或是画个小鸭子,而是教孩子画“音乐的声音”、画“高兴的感觉”,孩子回家完成作业时,常常拿起画笔后不知从何下手,于是严肃的绘画艺术,便成了地地道道的涂鸭,显然,孩子对绘画没什么感觉。后来,又让她去省妇幼活动中心学跳舞,学了一阵子,连她自己都感觉到总跟不上节奏,于是跳了一阵子,也就作罢了。大概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女儿主动提出想学小提琴,我们后来托朋友找到了省歌舞台一位退休的小提琴演员,便一直学了下来,到现在,算算已经有七个年头了。 最初,学的是夹琴,就是把小提琴夹在脖子处,让琴不至于滑落下来。我们给女儿买了一把三百多块钱的幼儿提琴,让她靠在床头练习,她很听话,夹琴能夹上好一阵子。听懂音乐的人说,小提琴是最难学的一门乐器,琴拉得好,固然如朱自清在《荷塘月色》中所描绘的那样,能让人动了真感情,然而假如拉得不好,则难听如猫叫。学了几年,女儿的小提琴依然拉得“伊伊呀呀”,仿佛如猫在叫,我和她妈妈的信心,也在一天天地往下滑落,面对日益走高的学费和孩子没什么长进的琴技,我们甚至打算到此为止,不再让女儿继续学琴了。好在我们三个最终都坚持了下来,现在女儿的小提琴已经拉得很好了,她在家练琴时,于我和她妈妈,绝对都是一种享受,我们很高兴当初没有做出错误的决定,而且我们还花了将近七千块钱,为女儿换了一把新琴。 女儿渐渐懂事了,每每看着月底我们给老师交学费,她总是默默地不发一言,好象心中很有感触似的。有一天吃午饭时,她吃着吃着,突然冒出一句:“我一定要好好学,将来把老本给赚回来!” 五、上中学的时光 女儿上中学了,在46中。我们家本属于这个学区的,但因为教育部门挑了些刺,又因为希望孩子能上一所好一些的学校,我们咬咬牙为孩子交了近万元的“择校费”。记得当初交这笔钱时,交款的地方挤了不少人,我们拿到的收据上写着“教育赞助费”,也就是交费是“自觉自愿”的意思,为了孩子,我们就算不是“自觉自愿”的,又能怎么办呢? 女儿的脸上长起了不少“青春美丽疙瘩豆”,这表明她已经进入了青春期,并且将会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了。我们都是从青春期过来的,知道当初自己也曾毫无由头地和父母顶着干过,所以对孩子的不少言行,我们也都尽可能地容忍。她的学业负担也变得越来越重了,这一点从书包的份量上就可以感觉得出来,她的书包起码有30多斤重,拎在手里沉甸甸的,每天看着她背着这个沉甸甸的大块头向学校走去,我们都要嘘唏良久。 每天放学回家,她总是径直地走向自己的房间,然后把门“呯”地一声关严,便不露任何的痕迹了。她不希望我们打扰,每当我们走进她的房间时,她总会很不耐烦地转头看着我们,似乎我们这一进去,便是干扰了她,便是侵犯了她私人的领地。每天晚上,她总要做作业做到很晚,我们不愿比她早睡,便趟在床上傻傻地看着电视里无聊的节目,有时看着看着眼睛便不听使唤了,等睡醒了以后才发现,她房间的灯还亮着。孩子太累了,我们真希望她能过得轻松一些,可面对高考的指挥棒,我们的这些希望也许只能是奢望罢了。 长大了的女儿,头脑中常常有些稀奇古怪的想法。比如说,有一阵子,她坚决地拒绝用空调,冬天再冷夏天再热,她都要硬扛着,她说,空调要用氟里昂,不环保;如今,她又坚决地拒绝吃肉,鸡鸭鱼肉统统拒绝,她说动物也是生命,吃肉太残忍,她要保护这些动物。我和她妈妈总是不断地和她摆事实、讲道理,但效果一直不理想。我对妻子说,没关系,有些事,她想通了自然就没事了。 女儿性格很内向,她有自己的想法,但不太擅于表达。她常说,自己喜欢数理化,但不喜欢文科。也许,社会科学比较具有灵活性,不像数理化那样直接和明确吧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女儿是个挺直接的人,也因此,我们很担心将来她会在社会上吃亏。她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表达过对父母的情感,甚至对我们的叛逆,有时候已经达到了我们能够容忍的极限了,我们很不理解,那个小时候和我们卿卿我我的小丫头,为什么现在对我们会有这么多的“仇恨”呢? 有一次,我发了高烧,躺在家里,妻子上班了,孩子上学了,我就这么迷迷糊糊地醒了睡、睡了醒的。天色已晚时,耳边突然想起了女儿的声音:“爸爸,我给你倒了杯水,还拿了些吃的东西,就放在床头柜上了。”当我睁开眼睛时,女儿已不见了,房门也已被关严,我心里升腾起一股暖意:女儿,还是我的女儿啊!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