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五月二十四，玉政兄赠我《狂人刘文典》以来，近两月，这本书装在我的包里，从办公室带到家里，从家带到办公室，如此往复十余次，终于在昨日看完。就像我一直和周围的哥们说的那样，这是一本有份量的书。
和那些以文字见长的散文随笔相比，这本书以故事带动人物传记，把一个渐渐隐于历史之中的国学大师，重新拉近到现实世界中，并不惜笔墨，介绍了清末至建国之前的学术氛围和独立的大学精神，这不仅仅是一本人物自传，立体的看，这是一群国学大师的性格、生存、轶事与思想追求的画像。就像本书封面，那个着长袍，留分头，臂夹教案的刘文典，带着质疑的目光，穿透时光，注视着前方，也注视着现在。作者想怀念的是正在这个时代渐渐丢失的东西。
清末到蒋介石败走台湾的半个世纪，是近代中国最痛苦最多难的年代，世事多变，战火不断，但是，“国家不幸诗家兴”，在这个半个世纪里，却出现了胡适、陈独秀、陈寅恪、吴宓、钱玄同、冯友兰等一批文化名流与国学大师。而这批人闪亮至今的东西，不仅仅是他们留下的典籍和学问，更重要的是他们鲜明的个性，有人儒雅，有人放狂，有人谨慎，有人乖张，虽然互不服气，却各领风骚。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“黄金时代”，有人张狂放言，却没有因言获罪。和前几位大师相比，现在的文章和报章里，刘文典被提及的次数，都少了很多。对于刘文典，我们提及的往往是他的学问，对于他在清华的八年，或者在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的日子，甚至筹建安徽大学的经历，都极少有人提及。对于这个人狂放不拘的人生经历，见于文字的更少。现在，是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国宝级大师的时候了。
刘文典生逢乱世，少年刻苦求学，青年胸怀救国之志，跟从孙中山东渡日本。刘文典见证了一个制度被另一个制度替代的过程，也见证了列强的炮火轰开国门，更见证了官吏的无能和旧体制的腐败。中年之后，屡屡失败之后，他致力于向国内输入科学思想和先进政治观念，启迪民智。在努力失败与一次次挫折之后，他选择了学问和大学作为自己的栖生之地。也许抗争的因子一直燃烧在血管，这个身体并不强壮声音细弱的书生，在面对青灯黄卷的日子里，并没有忘记平静校园之外的民怨与国疾。他总时不时跳出来，发表自己的声音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校园给刘文典提供了宽松而自由的生活和学术空间，在校园里，他一边做学问，一边狂话连篇，课下斜倚床榻吸食着鸦片，狂放而自由。因为骨子里的清高与狂放，脾气上来的时候，他连校长都不放眼里，不但带头驱逐军阀派来的校长，还当面嘲弄他认为不学无术的教授，却并不在意被骂者的感受。
最终刘文典一骂成名，被骂的是最高统帅蒋介石，这在当时绝对是冒着掉脑袋的险事。在某些时候，不但要说当面对骂，就是对最高统治者稍有不敬，不但会身陷囵圄，更有可能遭车裂或者牢狱之灾。幸运的是，刘文典只被蒋介石关了几天，在众人的“营救”下，就重返自由了。
今天，很多网络精英在“自由”的网络上，以虚拟的ID高声叹息：国学大师难觅，国学辉煌不在！在这声声的叹息里，多少有一些无奈。这是一件值得我们认真沉思的事情。
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：“大学者，非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现在的大学处处楼堂馆所，高楼林立，气派而富丽堂皇，因为教育产业化，大学更像一个超级市场；大学之内，所谓的名教授，研讨会一个接一个，新书一本接一本的出，但是一年“奋斗”下来，不但可以评职称晋高级，享受某某待遇。而某些“知识分子”的行踪早已超越校园，时常纵横驰骋于官场、商场，每日流连于名流与名媛之间，作为一个既得利益群体，某些大学教授更像一个出色的社交家。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，还能奢望大学之内，有人板凳能坐十年冷，像古人一样青灯黄卷吗？
刘文典一代相比，现在的多数教授很“温顺”，狂人不多，愤世嫉俗的更少，也许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而物质丰富的年代，国泰民安，不需要像刘文典们和陈陋的制度作斗争，不需要反抗世俗权贵。桔生淮南淮北，结果不一样，土壤不同，开不相同的花朵，这并没有什么好叹息的。
纵观历史，知识分子不但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者，更是一种气节的延续的群体。无论中外，为名节而死的知识分子还真少。作为一个传统上以文人集团为主要统治阶层的国家，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们深受儒家济世安民思想的影响，内心都渴望取功名之后能一展其才，建立功业，所谓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以天下兴亡为一生的事业。同时，文人们对气节二字也非常看重，所谓“一臣不事二主”，一个约定俗成的潜规则，可以让一个人心甘情愿的喝下一杯毒酒，以身相殉。
乱世出狂人，治世多顺民。在中国文人的骨子里，狂的因子其实并没有消失。当这个群体，面对一个艰难的年代，他们要么心灰意冷的隐退山林寄情山水，过着“云深不知外，只在此山中”的生活；要么服药喝酒佯狂装傻，放浪形骸，比如击鼓骂曹的祢衡，晋朝“竹林七贤”中的王戎、嵇康和阮籍。一曲《广陵散》之后，作为乐器的古琴便代表着一种情怀，那便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雅与无惧。自此之后，药、茶与酒，这三种饮品也成为士大夫们借物抒怀的道具。药有毒性，让人近死；酒有烈性，让人近狂，只有茶是让人清醒的东西。但是，茶一直是那些大隐于市侍弄花草的文人最爱。爱酒的，都成了狂妄乖张之士。
狂人里面，最著名的还算能酒能诗的李白了，不但趁酒醉之时调戏了天子的妃子，还玩弄了朝廷高官。宁死不降的文天祥，醉酒的刘伶和以锥自戕的徐渭，“砸不烂捶不扁”的关汉卿，还有因言获罪被腰斩的金圣叹，他们哪一个不信守着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的准则呢，这便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名节观。近代狂士，刘师培和章太炎，都有疯子之谓，及至陈独秀、刘文典、梁漱溟，都是孑然独立的人。血脉里，狂更是一种另类的抵抗，一种无力的挣扎。
在政治阴暗的年代，民生艰难，具有传统“修齐治平”报负的文人，必先忧天下而后天下之乐，面对黑暗政治与统治，总要跳出来抗争，“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”，而现实却往往不给他们任何机会。入仕无门，唯有借药酒买狂买醉。每个朝代，各个年代都有狂人，只是狂放的方式和目的各不相同而已，不排除以狂之幌买直取利的宵小之徒，那种人的狂是伪狂，等到见到权贵，不由得双膝发软，立即堆笑如花成了叭儿狗，这种人比谁都会见风使舵，恶心之极。
真的狂士，却是蔑视权贵的，哪怕是面对皇帝国戚，也敢于拍案叫阵，痛斥之。这便是宁折不弯的气节，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！有了这些，那种尊严的东西，才贵比千金。
现在返回头看以陈独秀、刘文典为代表的“黄金一代”的狂人们，其实他们身上仍然深深的烙着传统士大夫的气质，经纶满腹也恃才放旷，虽然面对青灯黄卷，却常立报国之志。只是，历史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机会，就换了新天地。时过境迁，我们这个物华丰美的年代，还需要不需要士大夫精神？还需要不需要狂人？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
但是，“自由的思想”和“独立的精神”却是我们最需要的，没有这种气节的支撑，什么样的高等学府，都生产不出具有独立精神的学子，也不会有“独立思考”的教授。我们面对的将是更多的犬儒和叭儿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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